科学》主编:给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建议

  近几年,中国大幅增加了科研投入,希望能够为人类的科学探索作出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成就。然而,在中国学者的科研论文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对论文质量的质疑也甚嚣尘上。因此,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也就成为很多中国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者努力的目标。高校和科研单位不惜重金奖励在顶级刊物发论文的作者,而科研工作者群体也时常传出论文造假的丑闻。

  另一方面,由于全世界学者发论文需求强劲,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成为极度短缺的奢侈品,这种状况也受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基于与一些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同事们的讨论,最近我书面访谈了世界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玛西亚·麦纳特(Marcia McNutt)博士。麦纳特博士很坦诚地回答了学者群体对顶级学术刊物的批评,阐述了她对科研界一些流行的不良行为的看法,并给中国科研者提出了诚恳的建议。

  麦纳特博士给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建议令人深思。科学研究和做产品很不一样,做产品的人可以怀着偏心和图利的态度去竭力推销,而做科学则必须用客观、理性和开放的态度探索科学真理,并将这个过程的细节公之于众。发现真理本身而不是其他,是对科研人员最大的奖励。然而,她的简单建议对一个浮躁的、系统的、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的社会来说,实在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

  董洁林: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学术出版业也被新技术和人们的新生活方式所影响,因此开放获取变得越来越流行。作为一家拥有130多年历史的学术期刊,《科学》如何面对这种挑战?

  麦纳特:《科学》认识到优秀论文的数量已经增长了,由于一直受到我们每年预计印刷页数的局限,我们发表这些杰出研究成果的能力没有跟上来。因此,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崭新的网上数字版期刊:《科学进步》(Science Advances),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发表更多杰出的研究成果,唯一的要求就是投递的文章必须是高质量的。另外,《科学进步》也会接受来自更广泛的学术领域的文章,例如工程、技术,以及那些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和对自然科学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等。为了服务更多的读者,这个新期刊采用开放获取方式发行。

  董洁林:在2013年12月,诺贝尔奖获得者兰迪·谢克曼(Randy Schekman)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然》、《细胞》、《科学》等期刊正在如何损害科学”的文章。该文对这些顶级期刊的主要批评为:其一,这些期刊精心策划它们的品牌以达到更多销售刊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推动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其二,这些排他性的期刊为自己装饰了一个名为“影响因子”的噱头……这些奢侈期刊的编辑深谙此道,因此他们喜欢接受那些内容性感、结论有争议、能够兴风作浪的论文。这种做法影响了科学家的研究选题,推动一些时髦领域形成科研泡沫,而其他一些重要的工作则被耽误了。你们对此如何回应?

  麦纳特:我们接受论文的政策不受“影响因子”左右,我们编辑部的使命是为读者提供科学领域里的那些有趣的、具有开创性的、激发思考的和重要的研究。我们的编辑们敬业地组织严密而专业的同行评议过程,然后从中选择最后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不像其他期刊,《科学》仅发表很小一部分论文,因此我们的选择必须非常认真。我们认为繁忙的科学家的时间非常宝贵,他们阅读科学杂志是因为知道我们很小心地从很多研究领域选择了很少部分论文发表,而这些研究有可能改变未来科学的轨迹,因此值得他们花时间来阅读。

  《科学》曾多次公开指责以“期刊影响因子”作为文章质量衡量标准的做法。我们的前任主编布鲁斯·阿尔伯茨(Bruce Alberts)签署了“科研评估旧金山宣言”(DORA),该宣言的目标是停止使用“期刊影响因子”来判断科学家的工作。另外,阿尔伯茨先生还写过一篇题为“影响因子的扭曲”的社论,他在文中特别提到了影响因子的误用。他说:“期刊影响因子的误用很有破坏性,玩指标游戏会导致一些期刊不去发表一些重要但却鲜被引用的论文。DORA提出的办法对于保障科研健康至关重要。”

  董洁林:目前,很多国家的学术机构对科研工作者在《科学》这样的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有很多鼓励政策,比如获取更多研究经费,得到雇佣和升职机会,甚至还有现金奖励。然而,这种系统性做法也广受批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麦纳特:《科学》完全反对用简单的代理参数—比如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替代对一篇论文的实际影响力的适当评审,或者替代对一位研究者对科学和社会综合影响力的完整贡献的评审。一些影响因子不高的期刊也可能发表非常重要的论文,反过来也是如此。

  董洁林:我注意到《科学》发表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和多学科论文,这种文章要求审阅者了解多个学科的前沿工作,从而判断该文章的新颖性和重要性。你们对此是怎么做的?

  麦纳特:论文的确变得越来越跨学科了,融合了大量的材料,时常有很多作者参与一篇论文。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也变得越来越跨学科了,这代学生(还包括审稿人)能够更好地面对我们发表的那些复杂的内容。当然,即使是那些知识最为全面的审稿人也难免对一些重要的东西看走眼,论文评审过程中要求大量补充数据和材料,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对此,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警觉,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讨论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在这个问题显著的领域,相应社区开发了一些准则可以帮助评审者去更好地评价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我们也不断地评估我们的同行评议过程,以及时面对新的挑战。为了增加透明度,我们最近加了一个交叉评审的步骤,在决定论文最后发表之前,评审们可以阅读和评论彼此的评审意见。还有,我们编辑部的评审委员会最近增加了一组统计学家,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在数据和统计分析上不够严谨的论文标注出来。

  董洁林:《科学》有一个新闻栏目,你们认为什么故事对《科学》具有新闻价值?

  麦纳特:对《科学》有价值的新闻是那些当前影响科技政策的重要事件、惊人的科学发现,那些值得关注的科学家、科学基金、重大的科研设施、有影响力的报告,以及其他影响科研行为、并且让科学家感兴趣和对他们有影响的重要进展。

  董洁林:我注意到《科学》发表了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论文,比如最近的那篇“大米理论”。你们对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感兴趣?

  麦纳特:《科学》会发表那些用严谨的定量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比如心理学和经济学。

  董洁林:你知道总有一小部分研究者会无视科学界的道德规范,即使像《科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也不会幸免这种行为。你们如何预防数据作假和剽窃等情况的发生?万一出现这些问题,你们又如何处理?

  麦纳特:《科学》一年会收到大约1.3万份投稿,约7%(也就是900多篇)会在同行评议之后被发表。在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只有很少部分(一年3~5篇)论文后来会被撤销。《科学》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非常严肃,力求尽快修改相应文献。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相关研究者的调查和处理由他们的雇佣机构进行。因此,《科学》在作出论文撤销处理之前,会等待相关机构的调查结论,看是否真有不良行为。

  《科学》在科研道德方面一直保持着很高标准,并且增加了新步骤来提高透明度,比如要求数据公开等。在确保论文数据的有效性方面,目前期刊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最终责任人还是作者自己,他们需要完全公开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以及充分讨论可能让他们的研究结果出现错误的隐患。

  董洁林:《科学》在中国是一份很受尊重的杂志。从来自中国的稿件,你看见什么趋势?对于那些希望在《科学》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你有什么建议?

  麦纳特:过去几年,《科学》收到的来自中国的稿件增加了,我们发表的中国稿件的数量增幅更快。也就是说,我们收到的来自中国作者的稿件质量在改善,因此相应的论文接受率在增加。目前,中国稿件的接受率与国际稿件接受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我能给中国科学家的最好建议是希望他们在向《科学》投稿前,要大量阅读《科学》上的文章。我也注意到有些来自中国的论文不是带着客观冷静的风格来写的,这些作者似乎在推销其研究结果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学真理。评审者看到这种情形会对作者的目标生疑,因为他们会认为研究者没有采取开放的思维方式来从事研究,去客观地面对任何可能的研究结果。

  对于中国科学进展这个线月我与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会面时讨论了目前科学发展的状况。从这次会面,我感受到了中国正将科学发展看作未来繁荣的关键元素。

  (董洁林,卡内基-梅隆大学物理学博士、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